通脹數據割裂增大日本央行升息不確定性

張銳（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今年3月終結瞭持續八年的負利率並將基準利率導入正道後，日本央行再度加息的猜想聲不絕於耳，隻是日本央行對市場的回應始終呈現出較為保守的基調，而且實際上也推遲瞭加息的時間。按照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在最新一次貨幣政策例會後的表態，日本央行將視數據變化情況實施加息，這表明日本央行加息的方向沒有改變。然而，一些關鍵數據尤其是通脹數據的割裂，可能令日本央行接下來對加息舉棋不定。

不同於“失去的30年”中日本物價始終呈現出通縮狀態，最近兩年日本CPI（居民消費價格）演繹出瞭步步登高的新氣勢，直至2023年12月達到4%的同比增速峰值後開始回落，至今年5月份降至2.8%，但CPI已連續33個月同比上漲，且連續26個月超過日本央行2%的通脹控制目標；與此同時，剔除新鮮食品價格後的核心CPI增速也從2023年1月4.2%的峰值回落，至今年5月份下行至2.5%，連續第33個月同比上升，且連續26個月保持在或高於央行2%的目標。按照日本央行的測算，2024財年日本核心通脹預期值為2.8%。物價總體升幅和關鍵指標升速，物價上漲的持續時間和持續強度，都構成瞭對日本央行進一步加息的推力。

按照價格傳導路徑，通貨膨脹分為內生性通脹與輸入性通脹；按照作用動能，通貨膨脹又分為需求拉上型通脹與成本推動型通脹。那麼日本目前的通脹究竟屬於什麼類型？疫情發生後，全球供應鏈遭遇沖擊，國際范圍內正常的貨物運輸配給渠道被打斷，而疫情之後的這兩年，俄烏沖突、中東沖突等地緣政治危機連綿不斷，各類大宗商品價格接續上漲，而日本自身資源本就十分貧乏，加之日元近兩年大幅貶值，進口產品成本飆升，並最終必然傳導至國內消費終端。因此，日本本輪通脹主要表現為輸入性通脹或者成本推動型通脹，且這一局面截至目前還沒有明顯改觀。

日本政府喜聞樂見國內通脹情勢的明顯改善，同時通脹的延續也代表日本已經完全走出瞭時間長達30年的通縮陰影。但問題是，日本政府所期待或者需要的並非輸入性通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脹，而是內生性通脹與消費拉上型通脹，因為隻有後者才能對經濟增長形成正向關聯，而前者則會產生不小的負反饋，比如抬高消費成本，壓制消費預期與消費動能等。也正是如此，日本央行一直在倡導勞動力價格或者說企業服務價格—商品價格之間的循環，即通過工資上漲增大消費，以消費需求拉動商品物價上漲，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眼下看，日本國內服務業通脹似乎露出瞭改善的蛛絲馬跡，集中表現為，繼3月份企業服務價格創下過去10年來的最快漲幅後，接下來的三個月該項目價格出現持續回升，隻是需要註意的是，在3月份實現2.1%同比升幅的基礎上，隨後三個月的企業服務價格增幅分別為1.7%、1.6%與1.5%，邊際遞減趨勢較為顯著；而更值得警惕的是，6月份的日本服務業PMI（采購經理人指數）猛降至49.8，兩年來首次跌破50榮枯線，東京銀行的分析報告指出這一結果主要是因服務企業向用戶轉移價格上漲成本的失敗而致，同時意味著後續服務業價格並不具備持續上漲的韌性。

如前所指，服務價格通脹主要由工資價格的上漲力量來支撐和驅動，質言之，如果工資上漲幅度尤其是實際工資漲幅足夠承受住企業的價格轉移成本，此時服務價格的上漲便具備瞭有效性基礎，就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直在倡導和鼓勵企業提高最低小時工資以及員工總體工資水平，而且成效不錯。資料顯示，經過“春鬥”談判，去年日本企業的工資水平上漲3.6%，創出三十年來的最大漲幅，而今年的“春鬥”談判更令人鼓舞，相關企業員工工資再獲超5%的平均漲幅，受到影響，5月份日本名義工資達到10個月來最高水平。

照常理，工資漲瞭，腰包鼓瞭，消費者理應增加消費，但問題是，我們所看到的上漲工資隻是名義工資，而並非相對於通貨膨脹的實際工資。去年日本勞動者平均名義工資為32.98萬日元，同比上漲1.2%，但與此同時日本國內CPI同比上漲3.1%，創出41年來的新高，二者相較，實際工資下降1.9%，及至今年4月份，日本勞動者當月名義工資上漲2.1%，同期CPI上漲2.9%，最終實際工資下降0.8%，且為連續第25個月下降，持續時間為歷史最長，這一結果也充分說明，截至目前日本國內工資價格與服務價格之間其實並沒有生成較為顯著且緊密的因果關聯。

之所以出現工資價格未與服務價格匹配共振的結果，首先源於日本國內工資的上漲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參與“春鬥”談判的企業都是日本工會總聯合會的成員，但擁有工會的日本公司僅占21.2%，其中僅16.3%的工人加入工會，且加入日本工會總聯合會的會員占工會會員人數約七成，這樣，“春鬥”工資談判的紅利僅能覆蓋部分企業的員工；另一方面，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調查數據，今年雖有63.1%的中型及中小企業提升瞭基本工資，數量較2023年度增加8.8個百分點，但在漲薪幅度方面，超過5%漲幅的大企業占比達到53.8%，但中小型企業則隻有24.4%，而關鍵是中小企業占瞭日本企業總量八成以上的比重，其工資漲幅面積與上漲幅度的有限性，無疑拉低瞭全國的工資水平。

不得不指出的是，工資價格的上漲必然帶動企業成本的上升，因此，為瞭控制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近年來日本企業大量招收非正規員工，此類員工不僅工資水平比正式員工要低，平均勞動時長也更短。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日本非正規員工就業人數為正規員工的0.52倍，2023年該比例已升至0.59倍，伴隨著非正規就業錄用比例的增加，其平均工作時長增速持續下降，至目前降至-0.4%，全日本員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也由此拉低。

與企業基於成本控制從而壓扁瞭工資實際增幅的現象並行，企業利潤空間尤其是中小企業利潤空間的狹窄也制約瞭工資價格的上升水平。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去年日本大企業的營業利潤率約為5.6%，中小企業僅為1.9%，且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中小企業用於勞務費的支出往往更多，以反映企業人工費用占比的勞動分配率指標衡量，目前日本中小企業的勞動分配率約為79%，顯著高於大企業的56%，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都不願意通過加薪來招聘新的員工，工資價格的增量上升力度由此受到極大抑制。另根據日本學者的最新測算，日本企業的工資減價率，即勞動力邊際產品收入與工資的倍數，約在1~1.1之間，意味著企業每增加一個勞動力的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大約是付出工資的1~1.1倍，即勞動力帶來的邊際收益和成本相比並不大，企業因此更願意保留利潤，而不是增加人力資本支出。

既然全國性名義工資的漲幅有限，加之相對於通脹的實際工資連連下降，消費自然就很難獲得刺激。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日本個人消費環比下降0.7%，不僅連續4個季度呈負增長，而且也是金融危機以來最長時間的負增長，雖然接下來的4月份消費支出出現同比增長，但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依然產生瞭1.2%的支出環比負增幅。不僅如此，在5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沉降至36.2且出現兩年多來最大降幅後，日本6月傢庭消費者信心指數進一步走弱，另外，目前日本居民的消費傾向比10年前還要低，也顯示未來消費趨勢可能更不穩定，同時也進一步說明，工資價格—服務價格—商品價格的循環機制在日本尚未形成，而隻要新的通脹動能沒有清晰出現，日本央行繼續加息之錘就不會輕易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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